小村民日记

1.文学改编与电影 《乡村牧师日记》（1951）在许多电影理论著作中都会被讨论到。巴赞的高度赞扬最广为人知。没有阅读过原著的情况下，我尚且不敢发表自己的其他看法，在此以自己的理解重新梳理一遍巴赞的思想。 布列松极度忠实原著，将书中的字句原封不动的放在电影里。从电影看到，其文本是相当文学化的：大量的心理与环境描写（旁白），考究的台词对白。前者是文本的主要部分，通过写日记的影像与牧师特写转换。后者虽然用电影化的手段，但这里的电影现实本体显然已经焕发着文学对白的特色。布列松通过两种方式，调度及旁白与对白过渡来实现。其中调度后面会讲到。 旁白的描述使得影像处于服务的地位，当人物突然开始讲话，虽然是对现实的搬演，却因这种衔接使得电影倾向的现实描摹变得并未服务于影像本体，而是文学本体。此时电影并未大于文学，而是处于平衡。 这里的平衡就是巴赞所说的布列松式改编所带来的辩证美学。由于极其忠实文学原作，电影影像需要受到限制采取单一方式来表现。但是这种牵制让影像将文学本体放大，甚至让原著中文字含义有了更深或更多的理解。这种相互作用的有机体，是电影与文学的混合体。 2.影像与调度 布列松的调度使得演员的走位具有舞台感，让现实有了一种人为创作。对白部分采用电影化的影像，而流畅弯曲的调度让对白与影像分离。 此外，布列松的调度是对现实审美的自觉表达。仔细观察，会发现摄影机随着人物运动推拉，当牧师向着门靠近一步，摄影机就向前推进一段变成近景或特写……按照视觉心理，牧师离门越近，我们就通过更特写的牧师来体验他的移动。当然摄影机有一部分运动是为了服务于文学性旁白，这里更多只拍摄牧师呆滞的面孔。 3.布列松的解构与重组 正因为布列松这种改编产生的辩证关系，他似乎把电影的文本与影像解构。正如电影主题上精神与物质的分离。布列松最让人惊叹的大概就是他能如此精确清晰地将电影解构再重组。《日记》正是他手法成熟的标志作品，而这对往后的文学性电影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王家卫属其一。 1956年的《死囚越狱》同样有大量旁白，这时的布列松已经使得文学性文本更加适用于影像。布列松的客观性绝对脱离不了文学性的文本。只有主观的描述才能带来他客观的影像。而此时主观的描述在文学性文本下又成为了文学的客观。

如果不理解基督教文化，很难看懂这部影片。

在基督教中，面包是基督之肉，红酒是基督之血，人们通过食基督之肉、饮基督之血赎罪，这个罪即是原罪，是神父与之斗争的对象以及难以救赎人们的根本原因，也是那座“不断吞噬一切的祭坛”。

神父以面包红酒为食，象征他是人群当中彻底摆脱了为人的原罪的那一个。他说他的胃病决定了这种饮食方式，而后面又因为这种饮食导致了胃癌，看似因果颠倒，令人费解，其实恰恰是为了传递出一则重要信息，一种深刻的隐喻——胃癌象征殉道者被钉上十字架受难必死的结局，饮食方式象征无罪与救赎的慈悲、牺牲的精神。也就是说:无罪意味着必在救赎斗争中死去(牺牲)，这种牺牲又恰恰是无罪的印证。

神父没有用诸如“信上帝得永生“之类的甜言蜜语欺骗因丧子而沉湎悲痛的伯爵夫人，相反，他以一种仁慈的诚实告诉她:“天堂不存在，上帝只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现世。”并为她祷告。最终将她拉回了现世。

他的信仰不是那种虚幻的寄托，而是具备真正能把人心从痛苦的深渊里拉回现实的力量，正因如此，代价则是饱受误解、非议、责难，正如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而对此，他总是报以沉默，如同上帝的沉默。他从未激昂地为自己辩解，抑或与他人争论。他像上帝一样厌恶惩罚，总是沉默着呈现爱的姿态，即便饱受误解。

他以绝对的清醒和诚实面向自己和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他对所以人施以仁慈，唯独对自己百般折磨，几近残酷。他赐予别人安详，自己却为绝对的诚实所体察到的人间苦难日夜折磨。这就是牺牲，是赎罪，是十字架上的真。

可是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是慈悲的。

▍作为电影的故乡，法国可谓人才济济，罗伯特·布列松 Robert Bresson便是其中一位。他不仅是法国电影史上粉丝最多的人，也被誉为“法国最受尊敬的导演”，还是塔可夫斯基的偶像。二战期间，布列松曾在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待过一年，原本是一名画家和摄影师，转行做导演后，他的作品一直以“少而精”著称，个性孤傲，风格简约，主题多以哲学性和天主教思想为主。

▍简单来讲，布列松的电影涵盖以下特点：

极简主义，擅长镜头叙事；

注重电影的文学性，常以画外音、书信、日记等结构形式来体现电影的文本价值（影像的写作）；

用疏离和客观的态度呈现日常生活状态，在戏剧的框架下表现哲学议题；

极其注重声音细节（用他自己的话说：影像和声音应以接力方式轮流运作）；

用故事和画面替代夸张的表演（“人类真正的内心是看不见的”）

▍他的第一部长片《罪恶天使》是法国还在德军占领的背景下完成的，讲述了一个修女试图从精神上拯救一名妓女的故事，可看做今天要介绍的《乡村牧师日记》的前奏，从此他也被冠以“天主教导演”之衔。

▍《乡村教师日记》在故事内容上和《罪恶天使》有相同之处，“牧师”和“修女”都曾竭尽全力去拯救他人，最终他们也都走向了死亡。《乡村牧师日记》延续了《罪恶天使》的压抑，以不加雕饰的画面、悲观的宗教氛围和面无表情的表演方式奠定了布列松的电影哲学和拍摄方式。

▍神父初到村庄，每天坚持写日记，记录平凡的点点滴滴。他有严重的胃病，不吃肉类和蔬菜，加了很多糖的酒、浸泡过酒的发硬的面包和一些水果是他保持头脑清晰和精神强大的简单饮食。他满怀热忱，却被村庄里的孤苦和冰冷予以打击，开始不断地自我否定和怀疑。他渴望像托西教士所说的那样：希望被教民们所拥护和爱戴，被人们所尊敬和服从，每天保守秩序，但现实如同他日记里所描述的那样让人悲观。

▍在布道课上，自称喜欢他虔诚忠实又迷人的眼睛的塞拉法特，即使牧师对他期望很高，却对他很不友善。伯爵家的家庭教师路易斯是每天来做弥撒的人，因为伯爵女儿的羞辱而掩面哭泣，但他却无能为力。老法布赖伽斯不肯为妻子的葬礼花钱，却希望神父给死去的妻子一个体面的下葬。为他诊治的老医生戴尔本德在树林中死去，“上帝是公平的审判者，我们终究要挣扎着面对”似乎预示着年轻牧师所要面对的境遇。他想借助伯爵的影响力和钱财来组建年轻人俱乐部和运动会，但这个意愿被伯爵一再推迟。村庄里的人们，浅薄、功利、没有人会关心自己的灵魂是否被拯救，这让牧师感到徒劳无功、迷茫和无助。

▍好在伯爵夫人是唯一得到年轻牧师所开解的人，她沉浸在丧子的痛苦中难以纾解，对女儿的反叛和丈夫的不忠漠不关心，但是她前所未有的平静是用死亡换来的。死亡是一件困难的事，特别是为了尊严，和不虔诚的人打了多年的交道，遭到无理的羞辱，打起精神来努力奋斗又意义何在？我们并没有发明爱，上帝就是爱，在爱的世界里有它自己的规则，上帝的世界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果上帝是哲学家或异教徒的话，我们的悲惨会让他下来吗？每个人都在影响着别人，如果这个世界有某个角落是上帝管不到的话，即使每分钟都有死亡的威胁，伯爵夫人还是会义无反顾带着她的儿子去那里，在这场“祝福”与“超脱”的对话中，施与者给授予者自己没有的东西，这是一件多么的滑稽的事情。

▍在这个无聊刻板毫无生气的村庄里，年轻牧师有着简单的诉求，寻求健康和精神上的平衡，领用圣餐和基督所赐的恩惠，用怜悯和仁爱，去感化教民，成为一方教区的领袖。然而最简单的事情往往最不容易，对自己像关在瓶子里的黄蜂一样严格和挑剔，拯救他人的灵魂变成了寻求自我救赎的途径，最终导致自我封闭，布道者自己的迷茫和痛苦通过死亡来终结。一个灵魂的等待，彷徨，绝望；另一个灵魂的发现，接近，拯救。从这种绝望的气息中我们可以得知导演布列松在人类的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被断绝，自我的存在价值，生活的本质以及无意义的循环这些哲学命题的思考和探索。

▍太多人的心被现实磨出了茧子，或许如伯爵夫人所说，这是历经长久的羞辱和失望后一种必然的反应，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然而因为这层充满世故的茧子，使得自己与“爱”之间有了再也触摸不到的距离。有人是太讲求实际，就像那个不想为妻子办好一点葬礼的村民，他生活富裕，但不想为此多出钱，对妻子的情分和对死者的尊敬被置于金钱之下；有人是勇气经过长时间的销磨后枯竭，从一筹莫展的生活前彻底死心和退却，就像医生；有人是被恶意与冷漠席卷而去，周围的“恶”唤起了心中的恶劣，最终自己也成了同盟者和敌意深重的人，就如同伯爵和他的女儿。痛苦能够摧毁一个人，也能够孕育出高贵、纯洁的灵魂，因为深刻的痛苦总是能和深刻的爱和深刻的怜悯相连。或许信仰只是给了人类一个契机，它让人变得圣洁，无尽的时间与无尽的罪恶终究一同毁灭，能得到救赎的只有那些圣洁的灵魂。布列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相信“痛苦可能成为对不公正甚至是对罪行的一种赎罪，假如自己真正愿意接受痛苦的话。”囚困与自由，爱和信仰，电影就是他的牧师日记。

“你的观众既不是书本的读者，也不是戏剧的观众，既不是展览的看客，也不是音乐会的听众。你既不用满足文学情趣，也不用满足戏剧兴趣，既不用满足绘画特征，也不用满足音乐特色。”—— 布列松《电影书写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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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贝尔纳诺斯致意（节录） Homage to Bernanos (excerpt) 1951年3月12日，巴黎-索邦大学，法国知识分子天主教中心 Centre catholiqu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 University of Paris-Sorbonne

罗伯特•巴哈（Robert Barrat）：我们之前为这次对话做准备的见面中，我记得你谈到你制作一部影片的方法：“我做一部影片正如我要写一首诗那样。我寻找一种口吻。”你还解释说，在拍摄场景时，你脑海里牢记的就是这种口吻。这意味着对掌机员们、技工们和助理们来说，“这将会很烦人。”只有当他们看到剪辑完成的影片时，他们才得以发现这种诗意的内在统一性。

罗伯特•布列松：首先，我想借此平台公开对一项针对我的指责进行辩护。我被指责对专业演员有一种蔑视、一种不信任。与此相反，我赞赏——高度地、毫无保留地——他们展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值得钦佩的技艺，它所需的是一系列不可调和的才能、是人之心智的高超能力也是心智的一种谦恭顺从、是真诚也是骗术、是放任也是自律，因此我承认它常常在我看来几近不可思议。

然而，如果我请求得——如果我使用——无名演员、业余或新手演员；如果我回避戏剧化的题材、内置许多情节的故事线；如果我将风景简化得只剩下一帧画面，它渐渐隐退、在人物面孔出现之时完全消失，那是因为我想表现的不是动作，不是事件，而是感受。

当专业演员被带进感受的领域中来时，他会在我用摄影机对准他时体验到一种奇怪的窘迫：他发现以前在舞台或其他影片中培养的习惯限制了他；那些居于中心位置的重要性的事实、事件、那一切——那些肌肉的小抽动、那些习惯了的习惯——一言以蔽之——正是他那才能，干扰、阻止他向我提供我所要求的东西。于是我体验到，这种种障碍——奇怪地——横亘于我俩之间，实际上是把他在我面前隐藏了起来，正如一副面具那样。

我很愿意尝试解释这个电影的制造者——这台了不起的摄影机，即我们主要的工具——是如何同时又是我们主要的、最难对付的敌人。意思是摄影机因着一种机械的、属于机器的无动于衷与笨拙，记录下一切，捕捉到一切。

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大战仍未发生的数年前途经巴黎时曾告诉我这个故事：“设想一位最伟大的银幕女演员，设想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这是卓别林说的，不是我——“设想她正把她的戏演得堪称完美，但天气很热，摄影棚里有许多苍蝇在飞，在她身边飞……在她继续把她的戏演得堪称完美时，她想：‘且慢，要是一只苍蝇落在我的鼻子上该怎么办！’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个想法。”

“条”（take）这个词是捕捉（capture）的同义词。它与捕捉演员——不是作为演员的演员，而是作为生物的演员——有关，使他惊奇，把握住他，捕捉他的面相中一些特征，捕捉一些可以产生最为罕有、最为珍贵、最为隐秘之物——将为我提供解开谜团的钥匙的一些火花——的东西。业余或新手演员更少自觉意识，更为天真，更为直接，也更为有耐心，能将自己更为彻底地投放到这种体验之中。你会注意到，对电影演员的这种观念与传统观念的差距是多么大，它能招致一种类比，即我们对画家或雕塑家所用的模特的观念。

罗伯特•巴哈，现在我要回到你前面说的。确实，我工作的时候常常能听到掌机员们、照明员们、甚至整个剧组私语说——常常是身处某个角落看着我说——“这影片真烦人”或“这影片将来会很烦人”。

第一种解释是这影片确实烦人，或者将会烦人。另一种解释是这些一年到头参加了无数影片制作、并且以一种身处剧场的方式体验这些影片的照明员和掌机员是看过许多充满以极端方式表达出来的举止、言语和表情的戏的拍摄的。于是，如今，我指导下的一切内容在他们看来就是枯燥、缺乏表达力的。然而，实际上，我的手法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追求的不是通过举止、言语、模仿所进行的表达，而是通过图像的位置、关系、数量所形成的节奏与组合的方式所进行的表达。一个图像的价值必须是，首要地，一种交换价值。但要想使这种交换得行，图像们必须拥有一些共同点，要参与到一种统一中去。正因如此，我的首要任务是赋予角色们一种互相亲和的特点，并要求所有演员都用同一种方式说话。

一个图像可与一个句子中的一个词相比拟。诗人们千锤百炼其用词，他们常常自愿地选取单调枯燥的用词。而当一个最常见、最陈腐的词用到了恰当的位置时，就会突然间闪耀出非凡的灵光。

注释：

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 1888-1948）法国一战士兵、作家、剧作家，天主教徒，拥护君主制度。他的作品经常探讨人在善恶之间的灵魂挣扎，其中被改编成电影的除了1936年出版的《乡村牧师日记》，还有布列松的《穆谢特》（Mouchette）、莫里斯•皮亚拉（Maurice Pialat）的《在撒旦的阳光下》（Sous le soleil de Satan）（1987），还有生前未竟身后出版、被经常搬上舞台和银幕、也被改编过成歌剧的《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Dialogues des Carmélites）。

巴黎-索邦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Sorbonne）又称巴黎第四大学，成立于1971年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前身主要是巴黎大学的人文科学院。2018年开始与巴黎第六大学合并，称索邦大学。

法国知识分子天主教中心（Centre catholique des intellectuels français）由一些哲学家与史学家于1941年秘密成立的思想团体，1977年解散。曾长期参与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筹备工作，每周都举行辩论会、研讨会、学术座谈会。

罗伯特•巴哈（Robert Barrat, 1919-1976）法国抵抗运动分子、记者、作家、政治活动家。

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 1889-1977）英格兰喜剧演员、导演、制片人、剪辑、作曲家。无声电影时代的世界级明星，他塑造的流浪汉角色深入人心。1919年与人联合创立电影公司联美（United Artists）。于1929与1972年两获奥斯卡荣誉奖。

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 1905-1990）瑞典演员，1951年入美国国籍。三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1954年获奥斯卡荣誉奖。

条（take）常规电影拍摄中，场记与/或场记板的职责之一是给每条镜头赋予唯一命名，命名模式是“某卷、某场、某镜、某条”。这个take取义一次不间断拍摄的镜头，此词义是电影诞生后才增添的；而take的原义之一是捕获、取得，故文中说与capture同义；中文的“条”则没有这层含义。

小说本身牵动人的情感，无疑，这完全是精神感受的最高形式。

布列松不是扩充而是删除次要人物。（102）

他的“忠实”是创造自由的最隐蔽最深透的形式。（102）

影片始终用贫乏的影像取代小说家富有感染力的具体描述，影像若隐若现，就因为没有充分展开。（103）

影片与小说相比，影片更具“文学味”，小说反而充满了具体形象。（105）

布莱松没有仅仅借助事件的简化，而是利用真实场景自身的对立创造出电影化的抽象。（107）

布莱松从未向我们展现完整的现实。他的风格化不是凭空假设的象征符号的抽象化，而是建立在影像的对立元素的相互作用造成的具体与抽象的辩证关系之上。（107）

布莱松像德莱叶一样，自然喜爱最富质感的面部特征，正因为它完全不是表演，而只是人的独特印记，是心灵的最明显可见的踪迹：种种面部表情无不升华为符号。他让我们注意的不是心理学，而是存在的观相术。（110）

背离戏剧性的范畴。事件不是按情感的发展最终使精神得到满足的规律安排，事件的连续是偶然中的一种必然，是无关联的动作与巧合事件的串接。每一时刻如同每一个镜头，都有其自身的命运和自由。

一种克尔恺郭尔的“重复”的顺序。这种顺序有别于命定性，正如类比关系有别于因果关系一样。（111/112）

死亡不是苦难的命定厄运，只是苦难的终点和解脱。（112）

原著的这种二次元真实与摄影机直接捕捉到的真实物象不可能彼此扣合、互为延伸和融为一体，相反，这两种现实的并置会突出它们的相异的本性。

两类对应的现实并现于银幕，两者之间在本体论上的不一致性突出了两者唯一共同的尺度，这就是灵魂。（114）

他是重新挖掘出斯特劳亨和德莱叶认识到的人的面部表情的重要价值。而无声电影本质上与声音相对立的唯一特性，是蒙太奇句法的灵活性和表现主义的表演，即实际上因无声的缺陷而采取的手段。（117）

电影语言与伊索寓言的语言一样，是含糊多义的，透过表面现象，我们看到1928年之前和之后的电影只有一部连贯的电影史，即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史；声音必须暂时摧毁表现主义，而后再去适应它；而它和现实主义的延伸发展直接相关。（117）

只有深入探讨声音真实性的美学，才能理解对话与相关于对话的影像彼此分离的意义。

音影平行关系延续着可感现实的分立。音影平行是布莱松抽象化与真实性辩证关系的引申，借助它我们最终感受到的只是心灵的真实。（118）

实际上，在这部影片中，声音不是用来填充已然可见的事件：它渲染和扩展事件，犹如提琴的共鸣箱强化琴弦的颤音。

事件正是通过声音与影像的交错，释放出自己的真实含义。（118）

影像的价值不取决于在它之前与之后的影像。影像犹如电容器的平行极板，主要是集聚静态的能量。从影像出发，与声音对应，形成美学的电位差，电压水平最终变得难以维持。

……

观众被逐步引入这种感觉之夜，能够表达这些感觉的唯一形式，就是空白银幕上的幽光。这就是这种“无声电影”和它严苛的现实主义所追求的效果：使影像消失，完全让位于小说的文句。

正如马拉美的空白页或兰波的静默是最高超的语言情态一样，在这里，空荡的、没有影像的和完全让位于文学的银幕，标志着电影现实主义的胜利。在银幕的白色幕布上，黑色的十字架像讣告上的十字架一样简陋，随着影像渐渐上升，它变成唯一可见的印迹，表明影像的实在只是一个符号。（119）

《乡村牧师日记》当属别类。它的忠实性与独创性的辩证关系可以归结为电影与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是依据原小说，借助电影，构造一部次生的作品。这不是一部与小说“媲美”或“相称”的影片，而是一个新的美学实体，它仿佛是用电影扩充的小说。（120）

《乡村牧师日记》对我们的启发是，利用两者的差异，经由影片强调小说的存在，比利用两者的共同点把小说“化”为影片更见成效。（122）

节选自《电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