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

国产母亲形象多是善良包容，而倪虹洁饰演的阿兰显然不是正规意义上的母亲。她是佩佩“单非”人设的背景的注脚。

背景的注脚

JO是佩佩青春期最亲密的朋友，她们的去日本看樱花雪喝清酒的愿望，是推动佩佩赚钱而进入水客这一行当的主要原因。阿豪则带着佩佩入行、告诉佩佩“只能相信自己”，一起背叛花姐飞单走私。甚至水客头头花姐，她对佩佩的赞扬、肯定、接纳、威胁，都比阿兰这个深圳妈妈，更举足轻重。

阿兰，更像是一个符号。她是女主不幸的来源，是女主想要逃离的困顿生活。

作息颠倒，夜夜搓麻。没有丈夫，和香港的司机生下了一个女儿，私生女。

在电影里，我们不知道她的职业，但从她娇媚的仪态、婀娜的身姿可以管窥一二。

阿兰她自己就是一个找不到坐标和定位的边缘人。

而佩佩活在了阿兰的阴影之下。

佩佩和JO争吵时，JO脱口而出的“你妈是妓女，你也是妓女”，狠狠地戳到了佩佩的痛点。

只会求神拜佛转财运，只知道抓住眼前的蝇头小利。在点着的麻将桌上，最关心的也只有钱。

又傻又无能，被男人欺骗，还只能抱着骗子的大腿哭泣乞求对方的同情。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佩佩只能发泄似地踢飞路边的路障。

但她没法踢飞生活这个泥沼。

父亲这条线，也很妙。

生日红包之后催促离开“太晚了，早点走”；家庭聚会目送离开；佩佩边哭边吃时，他默默离席。不是说完全没有感情，“老豆”的眼中也是充满怜惜和无奈。但这种情绪很像是施舍给流浪狗的短暂温存，看着小狗摇尾乞怜，但是毕竟是只流浪狗，又绝无可能因为她而放弃自己的生活。

和父亲的对望

逃离

人类习惯性地根据差异来区分“我们”和“他们”，进而形成“我们”的身份认同。

来自“单非”家庭的佩佩面临着深圳和香港的两座城市的差异。她带着白色耳机，匆匆行走在深圳、香港之间。虽然说着流利的粤语，可以在打工时用住很远的借口来掩饰自己单非的身份，但佩佩仍感到疏离。“我不够黑，也不够白，我甚至不够男人，告诉我，我是谁”唐的困惑也发生在这个16岁少女的生活中。

水客这个组织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归属感。

没有人在乎你父母的身份，“单非”的身份甚至成了荣耀与光环。小可怜佩佩摇身一变，成为了“佩佩姐”。

在赚够去日本的机票钱后，有人问她，赚这么多钱做什么？

阿豪说，“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赚一份独立生活的倚靠啊。

在一切失控之前，佩佩实现了对原有身份的逃离。

和解

就好像只有离开父母，扎入生活才会发现，生活不是想象般的瑰丽。

佩佩的逃离计划戛然而止。

这种拼了命要逃离原生家庭，挣扎过后发现还在原地的故事格外熟悉。

看不上鸡零狗碎、世俗又阿谀的小镇生活，讨厌温吞多年不变的生活节奏。在小镇，找不到自我，没法实现价值。普通甚至狗血的家庭生活，“我所有的倚靠就是你”、“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是我全部的指望”的亲情负担。逃离到这一切，你和家人大吵一架，不假思索地好像没有退路一般地冲向一线城市。

但用不了多年，你就会发现，与生活周旋是一件多么费心力的事情。生活依旧鸡零狗碎，阿谀的对象从乡镇小干部变成了上司、老板。莫名其妙的合租关系也不会比小镇左邻右舍的关系更单纯。当时的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者开始有些面目模糊。

逃了一大圈，突然发现，原来还是生活在原地。

佩佩放走了鲨鱼。鱼缸依然存在，但已经不再是囚禁的场所。

一切好似回到了原点，

阿兰说，“这就是香港啊”。

像不像第一次来北京看你，走上景山的母亲的感慨，

“这就是北京啊”。

看完《过春天》，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水客”佩佩与母亲的感情。

16岁的单亲女孩“佩佩”有香港身份，她每天过关去香港读书，家却在深圳。

佩佩的父亲是香港人，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影片从始至终都未交代过她母亲的工作和收入来源，但从她与闺蜜争执时的对话我们知道，她母亲的身份并不光彩。

从影片开场，我们就能看出女孩佩佩厌恶自己的母亲。

她每日往返深港之间，在闺蜜面前，她阳光开朗，回到家，却永远都是安静的、沉默的，但这种沉默却并不代表平静，而是对家和母亲无言的抗拒与冷漠——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她看不上她的母亲，看不上这个家。

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佩佩有时会去见自己在香港的父亲，即使父亲同样处于底层、脸上写满落魄，她却愿意对父亲露出甜笑——与对待母亲不同，在父亲面前，她是乖巧的女儿。

即使她的父亲给不了她一个家，即使她在撞见父亲与家人团聚时只能装作陌路人扭头走开。

16岁的生日一到，她就马上拿着身份证去酒楼应征兼职，收入低廉、看人脸色，忙碌到深夜才可收工…

纵使如此，父亲塞给她零用钱，她却仍然会懂事地抽回两张想要还给父亲。

佩佩对待父亲的态度，明显比对她妈妈要宽容得多。

在家里，她见到母亲的牌友连招呼都不愿打，只想赶紧回到自己的小空间，将自己与母亲的世界隔离开，仿佛深怕母亲身上的艳俗与市井气会像瘟疫一样沾染上她。

房间的隔音并不好，大人们稀里哗啦洗牌、东拉西扯闲聊的声音清晰地穿透墙壁，让狭小的空间显得格外嘈杂，女孩佩佩安静地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在黑暗中不发一言，不像是在自己家，更像是这个房子里的一个租客。

但在香港昏暗且烟雾弥漫的小公寓里，同样是打麻将，她却愿意一脸乖顺地帮大姐头花姐摸牌，甜甜地喊对方干妈。

在花姐塞满水货的小公寓里、在不入流的水客马仔身边，女孩佩佩看起来远比在自己家自在。

年少无知时，我们都觉得外人更懂我们，而家，是我们想逃离的地方。

刚满16岁的女孩佩佩，看不上自己的母亲，看不上母亲带给自己的家和出身，更看不上母亲的男友。

但她毫无办法，她才只有16岁，还没有能力完全摆脱令她腻烦的这一切，倔强的她唯一能做的，只有沉默、回避，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滴地积攒着能量。

没有人教她如何长大，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而懵懂地成长。

深夜，醉酒的母亲摇摇晃晃地走到她的床前，想要给睡梦中的女儿盖上踹开的被子，却晕晕乎乎打开了佩佩的臂膀、睡在了女儿的怀里……

镜头一转，第二天清晨，醒来的女儿并没有推开总是让自己一脸厌烦的母亲，而是继续让她睡在自己的臂膀里，静静地思考着自己的心事——比起她的妈妈，此时的佩佩更像是一位母亲。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早熟的她又何尝不懂得母亲的无奈、不心疼自己的母亲呢？

没有人比她更希望自己的母亲能过得好

但或许在成长过程中，敏感的她经历了太多的心酸与失望，她的麻木与沉默，只是不想再让自己受到伤害。

在乖巧的面容下，佩佩默默经历着成长与改变，她珍惜友情，又难以抑制心中对闺蜜男友懵懂的好感

她不惜冒险当水客挣钱，只为存钱陪闺蜜去日本看雪。

但最终，她没有去日本，和她一同看雪的也不是她的闺蜜，而是曾让她感到麻木厌烦的妈妈。

她带着妈妈爬上高高的山顶，整个香港的城市丛林在母女二人的视角中铺陈开来。

“这就是香港啊……”佩佩的妈妈望着眼前的风景感叹。

她似乎忘记了，早在16年前，她就曾来过香港

她曾在这里生下了自己的女儿

16年过去了，

香港和深圳距离那么近，这个叫阿兰的女人却好似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

尽管母女二人站在如此高的山顶，尽管整座城市丛林都尽在佩佩和母亲的眼中、脚下

可我们和她们自己都知道

佩佩和阿兰，对于这座城市，都仅仅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罢了

稀里糊涂蹉跎半生的母亲

安静倔强、独自成长的女儿

她们的命运紧紧相连

无论残酷的生活让她们经历了何种伤害

她们都将永远相互守候

影片的最后，取保候审的“水客”佩佩将被养在鱼缸中的迷你鲨鱼放归大海

而她

也最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从这部电影中，有多少人通过这个名叫佩佩的16岁女孩，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并不是所有人的青春都值得怀念

比起年少时的稚嫩、弱小与叛逆，我更爱今日走出懵懂的自己。

《过春天》在半年前的预告阶段就已牢牢吸引了我的关注。按理说这几年有关陆港题材的电影，无论是产自香港还是大陆都有不少，但在观念上总是老调重弹，表达的内涵都不免架在政治上的高度，看久了觉得腻烦。《过春天》独特的地方在于，它试图细致地讲叙一个深圳居住香港读书的少女，每日往返深港并顺便“走水”的故事。“走水”略带冒险刺激的类型元素，少女自带的青春气息消解了陆港题材严肃的政治氛围，而她复杂的身份又似乎蕴藏着有关“深圳-香港”之间更细微的解读空间。无论如何，这个每日穿梭于两地的少女的身影，勾起了我私人经历中的某种精神共鸣，令我陷入回忆。

作为打小在深圳长大的“原住民”，小时候“过香港”的主要目的其实和大部分水客也差不多，就是为了买到便宜的鞋子和游戏机。因为是学生党没几个钱，所以当时人民币-港币的汇率差价还是相当吸引我们趋之若鹜的，加之遍地开花的“七仔”、“鱼蛋档”、“茶餐厅”、“奢侈品店”和报摊上的“《龙虎豹》”，让我们第一次产生了对“物质”的美好向往，因此我们当时也把“过香港”叫做“去呼吸资本主义罪恶的空气”。

香港和深圳特殊的地缘关系最有趣的地方其实一直都不是物理空间上的区隔，而是在于两个地界同属一国相隔“一条河”却营生出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某种程度上，它相比我们惯常说词中的“陆港关系”、“大陆-香港”更聚焦，它把握住了“陆港”词语下更细微的地域语境——“深港”，也意味着影片能更准确地展示“深港”生态下的个人情感状态，而不再是往常提到陆港题材就容易夸夸其谈的政治解读和官方辞令。不过，以上近似百度百科式的描述，还不足以理清“深港”之间暧昧难明的关系，于是乎它选择再聚焦，把焦点放在一群每日要穿梭深圳与香港的特殊群体身上——跨境学童。

第一次注意到“跨境学童”这个非常奇特的群体还是在高二（大概也是16岁）。因为香港学校是不放国庆假期的，所以在这段特别的时间差，我才能“享受”到“看其他学生放学”的奇观。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那么第一次看到一群学生仔每到夜晚放学，就要匆匆从香港坐巴士转港铁，再步行穿过香港、大陆两道关检，最后赶上深圳地铁班车回家，一定会像我一样惊奇，因为这三道麻烦的周转，在交通便利的今天，实在太像我们幼时听父母讲述他们求学要从村里徒步几个小时才能到学校的遥远故事了。

彼时受高中封闭式氛围压抑的我，满是对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困惑，很自然就能代入设想这群“跨境学童”们的心理状态。试想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学生早早就要经受每日长时间的通勤疲劳，一个人戴着耳机背着书包在夜色迷蒙中孤身穿行于两团窜流不急的人群中，回家还要解决繁重的作业。

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中，唯独深圳属于没有明显强势文化的移民城市，你可以在这里听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乡音，也可以看到不同肤色的种群，你会听到那句著名的宣传语“来了就是深圳人”，一切似乎很包容。然而本土文化淡薄，也意味着深圳人只能通过不断溯源、强调自己古迹的物理空间，宣传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才能依稀环抱住自己脆弱的“根”。大多数深二代（90后），就像身处历史断层中的幽灵——既不在历史当中，也不在发展历史。所以《过春天》里佩佩是香港人吗？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她就是深圳人了吗？似乎也要打上问号。

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深层的身份缺失，才构成了她强烈需要寻求归属感的原在动力，同时这种身份缺失，又与传统语境下“大陆-香港”的身份认同不一样，它去政治化，更强调人在现代生活中存在主义上的意义，也象征了一种处于永恒迷失中的孤独。“跨境学童”的身份逼迫着她只得不断穿梭于对她来说皆是“陌生”的两个地界，刘子佩，及其代表的这群深二代年轻孩子们，看似在两个环境中来回，但似乎更像是不停歇在悬崖两头之间的吊桥上游荡，居无定所。

在《过春天》中，佩佩在深圳的妈妈是个作风轻浮的小三，在香港的爸爸是个重组家庭的货运工人，这两重设定更是两个精神“空壳”的隐喻。深圳-香港两头在观念中被概念成宿舍-教学楼的两点一线，深圳作为“家”仅提供住所的实用意义，“空壳”的本质注定了在此将难以感受到亲情。香港作为“学校”提供的是另一重单纯空间意义，想想咱们大学毕业就再未见过的同学们吧，人际关系在物理距离面前脆弱不堪。在远方的朋友又何以给予我们慰藉？正如我们怀念母校并非对学校“空间”的习惯，而是对在母校期间的“人和事与旧时光”的想念。空间无情感的注入只是建筑“空壳”。

无意义扎根的“家园”，意味着佩佩只得自己重建“意义”，这才有了给“走水”赋予“过春天”如此诗意的说法。佩佩的“跨境学童”兼“走水客”的身份使她的存在意义在“过关检”中奇妙地生根发芽，尽管听起来多少有些怪异，但这是少有地将人物的基底架空悬置，并使其在不断来回行动中沉淀价值的剧作角度，也正是这种角度，才令《过春天》能在陆港题材厚重的意识形态枷锁中解脱，还原出现代年轻人青春中共有的精神孤独。

在《过春天》中，不乏我们在TVB剧集里常见的青年人炫富的浮夸元素：游艇派对、豪华别墅、高档跑车，但这些都很快被他们所厌弃，他们在一时热闹繁华的物质生活里看似获得了“享受人生”的虚幻体验，转眼又不得不重新投入平淡庸碌的真实生活：翘课、恋爱、打工、混混度日。这是暗藏在故事中另一道青春的陷阱：对物质价值的迷信，从而忽略了对生命的真诚体悟。这些浮华背后的暗淡时刻，是电视广告不会告诉年轻人们的真相。我想这也是导演敏锐地选择深圳和香港这两座城市作为叙事环境的原因，两座高度现代化的大都会，同时也是两头物欲的巨兽，它们散播着“努力奋斗就能成功，消费享受才是人生”的价值观，然后又在无形中把贪念物质的年轻人吞噬，成为一座精神“空壳”。

影片后段，佩佩明明已存够“去日本”的花费，却仍不愿停止“走水”的行为。她内心将“去日本”的目标退居其次，而占据她真实渴望的是对父母缺席与精神“空壳”的填补——来自异性阿豪的亲密和走水集团“小家庭”式的关注。实质上，“走水”获得的金钱并不是目的，“走水”只是佩佩作为“跨境儿童”产生价值的手段。

当我们深入考察自己内心，才会发觉《过春天》在构建共同的精神孤独时所采用的轻盈姿态。它并未像往常国产青春片中为营造过分的戏剧张力而追求极端、夸大、罕见的事件元素，那些拙劣的伎俩只会缩窄故事所能辐射出的共性，将观众看电影时产生共情的入口转入对稀罕示例的猎奇。它所做的是设置两重无处可归的精神“空壳”，再替人物保有仅一种产生自我价值的方式，这是承接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另一条有关青春的叙事路线——充满迷惘和疼痛的成长故事。换句话说，在我们这代人的青春中，可能没有过像“走水”这般犯罪惊险的经历，但一定曾在某个阶段感受到过炽烈奔腾的生命热情和智识尚未成熟所带来的强烈迷茫，与错误尝试后的疼痛悔过。这些情绪在精神“空壳”中蒸腾，无依无靠，成为一种现代性孤独的印记，我们都成为了精神上的吉普赛民族。

回到电影，影片对环境质感的营造还是落入挪用概念、符号、标签的窠臼，捕捉香港独特空间环境的方式过于单薄局部，老用拥乱吵杂的外来人员形象来展现深圳的鱼龙混杂也稍显刻板，没能给观众带来更具体崭新的环境体验，这是影片令人遗憾的地方。不过这些也是一家之言，具体香港、深圳的城市魅力还请各位有机会前来旅行体验吧。

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对“粤语”台词的把握相当得棒。中间有一段在水客基地因让佩佩走私枪械而引发的两男拿枪互怼的口角，正处于“翻脸-不翻脸”之间绷紧对峙又微妙平衡的氛围中，这不仅是源于情节设置的人物张力，也得益于“粤语”语境下独特的“吊儿郎当”（不好形容，需要自己体会…）语调。

另外，影片原声中鼓点极富跃动张力的电子乐，或许深受林强为《千禧曼波》的配乐影响。

小时候我爸妈就经常动手打架喝酒 ，我的家不像家，跟我妈分开整整15年 我很嫌弃她的 ，她每次偷偷的来学校看我。给我带很多吃的 ，我一直记得她离开我的时候 5岁那年在我床边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毛绒玩具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 ，听我爸这边的亲戚说听别人说我妈妈的职业不光彩 ，后来我拒绝收她的一切东西，很多年后呢，我妈联系不上了，她跳楼自杀，那个男人有老婆孩子骗了她 ，我想她是爱我的吧，一个女人这么孤独的活在这个城市，我也不曾关心过她一点，最后她生活的出租屋里我发现了很多花和草，她一个人真的很难过吧，钱包里还存着我的照片，看完这部电影后我真的很难过，我也哀怨她不争气，可是我真的一点都不恨她。珍惜眼前爱你的人，有些爱可能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吧。

刚看完过春天，这部电影是描述90后的香港学生的现况。作为一个97年的香港人看完后还是非常有感触的（此处只做解读，不含透剧）

1. 在香港上学，住深圳。

这是因为九十年代的香港男人收入特别高。内地工资当时大家知道只有几百到一千，但是港人已经有一万多两万的收入。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较多港人会在内地包二奶包三奶，甚至不小心诞下儿女。

但是多数港人比较负责，把二奶生下的儿女申请成香港户口（二奶没和港人结婚，或者结婚的老婆不满六年便离婚，所以没有香港身份证。儿女母亲不是港人所以这类90后被称为单非）此片的母亲为未结婚的二奶，所以没有证件，只能居住在深圳方便女儿在港读书（香港免费义务教育到高三）。

2 . 无工作，每天打麻将

整天打麻将的母亲是否很奇怪呢？其实多数港人比较负责，就算没有结婚或不再来往，只要有儿女的存在。每个月给与二奶与儿女的生活费也会一分不漏。所以母亲每天打麻将无所事事也无所谓（包括我的母亲和多数单非的母亲）

3 . 带水货被抓会怎么样

一般分为四种处理方法

1：退回香港（要交退港费）

2：补税（三倍以上的税）

3：没收以并给予白单（一年三张白单就会坐牢）

4：直接坐牢（违禁品）

前三种为普遍走私的处理。

一般水货有分类，杂货（食品与化妆品等等）＜电子产品＜生肉＜违禁品毒品与枪械

处理方法根据份量与个人纪录决定，违禁品毒品枪械一般直接判无期徒刑或二十年牢狱。

（如果从深圳带烟来香港被抓会罚款2000+15港币一支烟的税款，香港虽然是免税港，但有烟酒重税）

这张为白单，收集三张即可享受判刑

5 . 过春天

春天是指走私者过了海关这一关，迎来了春天（出工资），所以过完关后会说春天。

观后感：

作为一个香港读书深圳住的单非，非常高兴有一部这样的电影，并且以文艺片问世。

十四岁的我，第一次踏入水货生活。香港的法定工作年龄是十六岁以上，住深圳的我们如果每天放学带一些东西过来，就能赚回搭火车来回的钱（50$来回）更能赚一点外快。

人物与故事描写都是非常写实的港式学生生活。其中与父亲的相处模式，虽为父亲但感情不深，剧中父女对话之间有较多的“无语”。父亲就像是一个称呼，见面就是为了吃饭与要钱。什么旅游什么梦想什么抱怨对于一个只有父亲称呼的人，丝毫说不出口。并不是在拖剧情，该段描写的特别好，单非人士深有体会，留守儿童也会有所体会吧？

导演白雪，三万字的笔记不是白写。

这部电影中我们较多看到了导演所强调的女性独立自由的力量，女性情感故事。每每的第一次，第一次的接触社会人士，第一次帮四眼过关，第一次兼职。到后面的逐渐能够独立完成。

过关时的紧张感随着走私的货物增加，走私的老练也逐步的提高。导演拍摄单人过关走私的时候，用人物近脸拍摄显出人物的紧张感。团队走私的时候，又改成了用远景，一目了然佩佩带队时已经有所成长。特别是拿货的时候，导演一般都给到暗光，毕竟是一份见不得人的工作。

最后一次过关令我印象深刻，虽然是用半身拍摄，但是感觉所有海关好像都注视着她，人物的内心紧张感强烈，从关头走到关尾让观众完全代入角色中，内心独白在场景长拍中完全取代。这才是文艺片的魅力吧？

佩佩这样的16岁少女，从刚开始与社会人士的接触，到相处融洽。她透着少女的青涩，就算相处融洽，她依然是16岁的青春期少女，依然透着青涩。角色演的非常好，不成熟的脾气，不可接受的好感，有着妒忌心却没有心计，与父母的关系处理，她都完美饰演出来了。

剧情不悲不喜，犹如人生变幻莫测。

暗恋、翻脸、欺骗、恐惧何为悲？或许只是人生给予的考验，经历与接受后，好像事情不过如此。直到最后，你还是你，只不过经历了一些事，自身改变了一些些，但是人生继续。

结局，并没有交代许多事情，留给了观众思想空间。俯视着整个香港，这个压力与繁忙的社会，啊！这是香港！放佛定格在了这一秒，建筑还是建筑，生活还要继续。

如果对你有帮助可以赞一下或者分享给更多看过该片有所不解的朋友们，谢谢！

一、谁污名化了青春片？

当我们在谈论国产青春片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早恋、车祸、堕胎……这些本流行于韩剧中的狗血桥段，纷纷在近年的青春片中安家落户。

青春题材在国内的火爆，大抵滥觞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这部九把刀由作家转型导演的处女作，不仅在台湾获得一亿七千多万新台币的票房，更是在包括大陆在内的泛华语地区取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的佳绩。校园青春题材的低成本与高回报，不能不惊动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内地影人。

先是赵薇演而优则导，初试啼声就以研究生毕业作品《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狂收七亿多人民币，让她一举成为当时中国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而后《同桌的你》《匆匆那年》《左耳》们相继涌入市场，无不模仿《那些年》的叙事范式，以成年感伤姿态回望青春。这些电影大都启用大龄明星，以夭折的爱情为主线，试图用柔光和怀念激起观众对往日的怀恋。

《致青春》名场面

哪怕我们考察过去一年的华语艺术片领域的新人新作，也不难发觉新导演们无不陷入某种程式化中——或过分沉溺于个体生命经验、自说自话，或在影像风格上模仿、致敬电影大师，看不到足够有态度、有价值的作品横空出世。

在平遥的“小城之春”电影厅里，我第一次看到了《过春天》。我们终于等来了一阵春风，一部在商业性和作者性的钢索上保持平衡的电影。电影节连日看片的疲倦，被这部优秀的处女作一扫而光。我激动地写下一句短评：“我看到一个崭新的极有活力的作者破壳而出。”

科长是那年“青葱计划”主席

后来才得知这是白雪在BFA毕业十年后的处女作——她在两年时间里收集资料，几十次往返深港做调研，最后用一个星期完成剧本初稿。从青葱计划到多伦多、平遥、柏林等电影节，再到国内定档公映，一个青年导演在完成她的三级跳，穿越她的“分隔线”（《过春天》曾用名）。

与其说《过春天》开启了华语青春片2.0的时代，不如说它找回了青春片本该有的模样。

二、类型杂糅的新鲜尝试

电影发展到今天，观众已经很难看到一部纯粹的类型片。以青春片为例，结合爱情则成为校园恋爱，结合犯罪则导向残酷青春，主类型下常能衍生出较多子类型。

分析《过春天》的叙事类型，不难看出它是一部包裹在犯罪框架下的青春片。但它并不止于此，而带有非常严肃的现实关照。它没有僵硬地跟随某种模式，并试图唤起观众廉价的共鸣。相反，它以不具野心的姿态，开凿出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社会现实，超越我们对青春片的狭隘认知。

水客、走水乃至片名“过春天”都属于走私行业的黑话，电影的主体故事就在这种较为陌生的语境下展开。如果说大多数内地影迷是在黄金时代的港片里浸淫的一代，那么《过春天》的故事发生地和方言体系无疑又会给他们带来一种熟悉的语感。

选取少女佩佩作为主要人物与核心视点是无可厚非的剧作思路，而往返深港的动作线则成为电影最大的一抹亮色。在华语电影无可奈何地大规模放弃地缘叙事的当下，《过春天》则在《路过未来》之后再次勇敢地拥抱了深圳这座特殊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城市。

青春的动感

除却故事背景带出社会议题的可贵性，影片在人物设定上对“单非”家庭的描绘更令人激赏。在极为有限的篇幅里，佩佩父母的几场戏用力恰到好处，实在显出编导的功力——展现少女破碎家庭、带出极大信息量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塑造了人物形象，补足少女的心理空间。

水客群像

不仅如此，水客们作为群像在狭小房间里悉数登场，每个人身上也都带有极强的辨识度。令我震惊的是，电影时长不到100分钟，纯粹功能性的脸谱化人物寥寥无几。

面面俱到却不蜻蜓点水，是《过春天》给我留下的极好的第一印象。

三、视听突破与扎实叙事

与《狗十三》拍张雪迎类似，在大银幕上，我们将再一次在特写镜头中看到女主角的粉刺，作为一种强有力的青春的证明。这个被我无可避免地留意到的画面，为《过春天》的现实主义基调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表现青春的恣意，还是走水的不安，大量手持摄影被恰如其分地运用，使整部影片非常有律动感。而回到深圳，镜头则有意趋于平稳，用摄影风格为两地做区分，也在外部为跨境学童的心理动势提供解释。

电影在视听上最令人眼前一亮的设计，莫过于三个定格镜头，上回看到这种运用，还是在上世纪的港片或者更早的法国新浪潮。它们毫无征兆地出现，配合极富打击感的电子配乐，不仅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也依据少女情绪为电影分段。导演在映后谈时提到，上学期间听到谢飞老师夸奖国外的处女作生猛的视听语言，这句话在她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所以有了《过春天》的多元尝试。

下面我想重点分析四个肩负叙事功能的视听段落，它们出现在影片后部，都非常具有表现力。这四场戏也是对佩佩身边人物关系的阶段性总结，多条线索交织成少女急转直下的命运。

1. 缠胶带 – 色调与气息

去年《冥王星时刻》有一场曾美慧孜用手接水的戏，是极高级的表现情欲的手法，而且是主创在现场临时萌生的创意。

与前者不同的是，《过春天》“缠胶带”的戏码显然经过精心排演，导演坦言把这一场当情欲戏来处理，也把两个人物的关系演进推向高潮。

萌生情愫的男女在共同目标的驱动下不得不发生肢体接触，这种半推半就产生的戏剧张力比直接捅破窗户纸更大。画面主体大密度的红、黄两色，本身已经强化空气中的紧张感。狭小的库房里溽热不堪，男女主人公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缠胶带的声音和男女主人公的喘息交织在一起——这是青春最惊心动魄的冒险的前夜。

2. “玻璃幕墙” – 镜面的分割

印象中父亲（廖启智 饰演）的戏只有三场。第一场，佩佩来要钱——交代父亲职业和工作环境；第二场，佩佩来茶餐厅，看见父亲和他的家人就餐，没有打扰——交代父亲现在家庭生活状况；第三场，佩佩和父亲一起吃饭，寻求安慰，但父亲始终一言不发——反映父女情感隔阂。

除去第一场父女有简短的交流以外，后两场两人都没有对话，并且导演还有意用玻璃对两人进行分割。第三场是一个极为精妙的固定长镜头，选定的机位利用玻璃的反射，可以同时拍到餐厅内外的两个人。父亲在外面抽烟，他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帮助女儿。这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双方的关系浓缩在高度凝练的画面里。

3. 食堂冲突 – 爱情、友情、亲情的收束

佩佩和Jo的最后一场对手戏，在食堂里两个女生撕破脸皮——这是一场蓄力已久的爆发。

整部电影的故事是从佩佩和Jo规划日本之行开始的，手持摄影在天台细腻地捕捉青春的感觉。为凑足买机票的钱，她去做餐厅的小时工，而后以身犯险成为水客。在某次生日派对上，她与Jo的男友阿豪初次相见，而在走水过程中，他们俩越走越近，但始终没有越过雷池。

泳池边的一场戏，两个女孩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微妙。Jo不仅流露出情场的失意，更表达对不平等的家庭关系的失望。两个女孩的地位在此处发生反转——原本处于羡慕一方的佩佩，突然发现Jo的生活并不像她想象得那么幸福，而此时自己已摆脱了原先的窘迫。佩佩感到内疚，但她无法对好朋友坦白，因为她难以直面内心对阿豪的感情。紧跟人物视点后，观众自然能产生共情。

纸包不住火，Jo终于还是得知佩佩和阿豪不同寻常的关系，被欺骗的恨意和妒意压倒了友情。佩佩没有得到辩解的机会，而在Jo辱骂她母亲的时候，佩佩也丧失了理智，两个姑娘撕打在一起，友情走到了终点。

这场争执通过对白，将爱情、友情、亲情三条线索收束，将前文所述的关键情节串联在一起，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压抑的情绪推向一个爆发口。

4. 阿兰被骗 – “演员的情绪领先观众”

杨超导演在分析《喜剧之王》的时候，对张柏芝的表演有一句总结：“演员的情绪领先于观众，这样观众会觉得欠她的。”在《过春天》里同样有一个例子，在一定程度上能反转观众对佩佩母亲阿兰的感情。

佩佩母亲一直作为一个相对反面、相对刻板的形象存在：成日在家打牌，对女儿疏于照顾，对她的成长也漠不关心，整个人透出一种不靠谱的气质。但她心中的美好愿景，始终是让母女俩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单方面的享乐。

揭示出她钱财双失的一场戏，并未交代前因，剪辑点选定在她被抛弃一段。她已经泣不成声，无力地挽留着男人，感情只是一场骗局，西班牙是遥不可及的幻梦，而麻将桌以外的积蓄也注定一去不还。情绪的转变在于，当佩佩出现攻击渣男时，母亲的动作是把她拦住。这个举动不仅是保护曾经的情人（旧情难忘），更是为了保护挚爱的女儿。

这场戏安排在一个情绪低谷，即佩佩的人生进退维谷之际。作为转折点之一，它也预示着母女关系将趋于缓和。

上述提到的视听分析和叙事解读，不需要强调这些手法和技巧是艺术片还是类型片的专属，只需要知道它们都行之有效，都结实地让观众接收到人物的情绪和导演的用意。扎实的剧本和拍摄时的基本功，使电影拥有感动人心的力量。

四、结尾的困局与破局：神兵天降与香港下雪

在神兵天降的结局和突如其来的说明字幕到来之前，《过春天》建立起的危机非常饱满，而这同样是通过非常高效的视听语言来传达的——

出于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愫，少女决定进行一次最大规模的走水。倾盆大雨是糟糕的外部环境（同样也是对结局的暗示），而花姐团队的蹲守则使少女彻底意识到世界的真相，意识到阿豪所言不假（“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起陈凯歌那句：“当你觉得你对世界很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刚刚开始原谅你的幼稚。”如果说花姐的掌掴只是对少女的羞辱，那么卸货这个动作的精神意义无异于一次“强奸”，象征少女美好想象的完全破灭（上一次心理震动是花姐让她带枪）。

而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顿时被毫无铺垫的警察——“机械降神”般的正义力量给拦腰截断。这无疑是剧作上的最大缺陷，是一次叙事上的严重降格。对这次危机的无力化解无疑会让观众感到突兀，甚至无法接受，但了解个中缘由的影迷，只能对此报以一声苦笑。为在院线顺利上映，不少犯罪题材电影都会修改结尾，或是在剧本阶段就有意避开雷区。

最有名的例子是宁浩《无人区》，经删改和加结尾才在几年后被解禁。曹保平《光荣的愤怒》片尾，同样是一帮警察来收拾残局。加字幕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杜琪峰《夺命金》、忻钰坤《心迷宫》……

《夺命金》：“清楚，明白”

《心迷宫》：本字幕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荣誉出品

在警察出现之后，电影有三条线索——水客、阿豪、Jo，都在电影里消失了。警察就像一阵狂风，吹散一切也卷走一切。

但导演显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在结尾无可奈何地陷入困境的时候，她的处理方式是为电影增加几个情节点，用明媚的呼应给生活以希望。

风波过后，少女放生鲨鱼，象征着对往事的和解乃至解脱；而她与母亲登山一幕，更意味着母女关系得到修补。山下的城市被雾气笼罩，母亲感叹：“这就是香港啊。”山顶竟然飘起了雪，少女伸出手去，迎向飘飞的雪片。——佩佩实现了生日愿望，生活似乎也将重归平静。

2016年，香港真的下雪了。2015年10月的一天，导演在采风时也真的见到一只鲨鱼，只是它搁浅了。那是电影剧本最初始的时候。

这是佩佩的16岁。我想，她已经上岸了。你呢？

《过春天》是白雪做了十年全职主妇后的处女作，

去年拿下了平遥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

是多伦多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还入围了柏林电影节，提名了亚洲电影大奖。

片子讲的是一个16岁少女走私水货的故事，

她住在深圳，每天过境到香港上学，

为了实现和闺蜜一起去日本看雪的愿望，

她每天放学的时候，

偷带几部手机到深圳来挣钱。

她的妈妈是大陆二奶，爸爸是香港人，

生活被迫在深圳和香港两个城市间分裂，

身份也在学生和走私者之间来回切换。

“这不单单是一个讲青春成长的电影，

而是一个时代的切片，

是我们当下社会的一个写照。”

自述 白雪

16岁少女的双城记

16岁的佩佩总是一个人。她每天一大早从深圳过关到香港，搭港铁去上学，傍晚放学再回到深圳。她在深圳有家没朋友，在香港有校园生活，却没有家。

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典型香港故事。2001年，香港裁定1997年在香港出生但父母皆为内地人的庄丰源胜诉，自此，只要小孩出生在香港，哪怕父母双方都不是香港居民，孩子也可以享受香港身份。许多内地父母纷纷赴港生子。

这一热潮直到2012、2013年才宣告停止。2013年1月以后，香港所有医院，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停止接收来自非香港本地孕妇的分娩预约，什么时候重新开放，没有预期。

在这十几年中，有超过20万“双非”（父母双方都不是香港居民）婴儿在香港诞生。这些“双非”小孩长大之后，可以和“单非”（父母有一方不是香港居民）的小孩一样，选择跨境上学。

目前，每天往返香港读书的深港跨境学童有3万左右，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这批孩子或多或少都有“我是哪里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主角佩佩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于“单非”家庭、天天跨境上学的小孩。

这些女孩子，处境其实都很尴尬。我认识的几位女孩，爸爸是香港人，妈妈是内地人，她们在深圳说着广东腔调的普通话，跟香港的同学说地道的香港粤语，跟自己妈妈打电话说的是四川话、湖南话。

我问她们：你觉得你是哪里人？她们眼神躲躲闪闪，回答我：我有香港身份。她们脸上的胶原蛋白还很多，但是少了青春少女的该有的光彩和飞扬。

几位女孩的家庭，都有各自的问题。她们内心深处对父亲或母亲的怨念是很深的，深到她们自己都不想去触碰。为她们写一个故事，成为我创作的原动力。

16岁去走水

“过春天”这个说法很有诗意，但它其实是水客的行话，意思就是“顺利过了海关”。

“走水”（走私水货）是片中的一个关键情节。佩佩和闺蜜一起许了一个心愿，去日本北海道看雪。为了攒钱，她想办法打工，偶然接触到了香港的水货集团，于是开始每天放学后偷带几部iPhone过关回深圳。

剧中她的年龄被设置为16岁。在香港，16岁就可以拿身份证去打工了。这也是一个特别暧昧、灰色的年龄段，还差一点就是成年，但是又不是成年。

佩佩和水货集团的花姐

渐渐地，佩佩发现自己在“走水”这件事做得很成功、很自信，游刃有余。水货集团的小仓库变成她放学后最愿意待着的地方。

在日常生活中，她其实是缺乏存在感的，但是她在走水（走私）这件事上找到了存在感。 所以不惜一次又一次，铤而走险。

深港版“青春禁忌游戏”

佩佩闺蜜的男友、男主角阿豪是佩佩成为“水货客”的引路人。他像其他香港年轻人一样，也打着几份工。

阿豪其实是佩佩生命一个阶段的过眼云烟，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俩能够惺惺相惜。

影片有一场很多人都会说起来的、很性感的一场戏。阿豪和佩佩决定干一票大的，一次带很多iPhone去深圳。

在阿豪家大排档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阿豪用胶带把iPhone一个一个绑的佩佩身上，在佩佩的腰间缠了一整圈。

我们就想拍一场很热的戏，光线是炙热的红色，化妆师给他们脸上弄得全是水和油，美术老师加了电风扇在场景里。

他们是马上就要“亡命鸳鸯”的感觉，两人有眼神对视，但什么都没做。两人的感情，我理解是青春期的荷尔蒙，并不是真正的爱情。

母女从对峙到和解

佩佩的妈妈是二奶，佩佩能理解爸爸，但不能理解妈妈，妈妈是她最深的隐痛。

佩佩的妈妈有着移民梦，一直在向往别处的生活。她其实是一个特别天真的女人，甚至比佩佩还要少女。她可能不太会当一个妈妈，她觉得只要给佩佩钱，让她跨境念书，对佩佩一定是件好事。

我对她有一种悲悯的心情。可能她在年轻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但是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有了佩佩之后，她也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

佩佩自己后来因为走私，受到一系列惩罚。她也见到妈妈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的移民梦再次破灭，两人开始和解。

她开始正视自己，正面面对自己的身份、家庭、母亲。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意义。

香港和深圳的双城拍摄

我们的故事是发生在香港一个很特定的环境下，是靠香港的北边，接近深圳，是一个上水社区的概念。

跨境学童为了方便，会选择靠近深圳的地方上学，比如上水一带，这些地方通常也是水货客的聚集地。

像佩佩这样的女孩，生活不会超过旺角，更不会到港岛。所以布景也是按照上水区域的样子来做，不会出现港岛感觉的风景。

我们希望能够区分香港和深圳。在深圳，我们基本是固定镜头，比较稳，但一到了香港，我们就是手持镜头居多，很贴近人物，很有挤压感，这是一开始，我就和摄影指导确定的方向。

声音处理也是有区别的，深圳的声音比较开阔，香港的声音感觉很逼近。

整个电影对真实性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是一个青春题材的类型片，从场景到人物造型都非常追求真实。

十年全职妈妈的第一部电影

从2007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至今，十年里有一个标签一直在我身后：一个写不出剧本的待业主妇。

在这十年里，我有了家庭，有了一个孩子，基本没有收入，也不懂什么是赚钱。有很多次想去公司上班的念头，最后也都打压下来。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先生，非常包容我，一直没有对我抱怨。

我拍了几部短片，电脑的文件夹里大大小小几十个多个创意，但都是大纲。2013年，我又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艺术硕士，因为这个硕士需要一部长片来毕业，所以我想逼自己一把，后来确实也是在学校期间完成了《过春天》的剧本。

剧本真正写作时间只花了一周，但是准备时间有两年。

一开始，我想写一个跨境学童的故事。我自己是6岁离开西北老家，来到深圳，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8岁。1990年的时候，香港已经是繁华的大都市，深圳还满目都是稻田，只有我家门口的一条路通往广州，我经常是两脚泥泞，独自背着书包上学。

如今这个地方是深圳的中心区，福田CBD，我可以说是深圳速度的一个亲历者。

两座城市的对比和变化，在短短30年间，诞生了很多关键词，“单非仔”、“水货客”，这些词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有。

我想给这个时代做一个记录。为此，我做了很多调查，在深圳香港往返两年，采访笔记3万多字。还去接触不同社会层面的人，去博物馆看历史，阅读了大量研究香港的社科类文献。

我的视角也开始拓展，不仅仅是关注一个16岁的少女，还有她的朋友、父母和周围的人。

片中的男主角阿豪，和舅舅一起生活，还把鲨鱼文在身上。我小时候在深圳，总看到香港的新闻里面播报鲨鱼又上岸咬人了，海滩上挂起来有鲨鱼出入的旗帜。

大逃港时期，上一辈的人从广东偷渡到香港，要游过那片海，有些人就被鲨鱼吃掉了。阿豪的父辈，就是这样一个被鲨鱼吃掉的人。

想去看雪，是佩佩一开始走私的原动力。香港是热带城市，跟深圳一样没有冬天。我小的时候会听到香港新闻里面播报，今天哪个山上有结冰，然后很多市民就去围观。

其实是很小的一撮冰，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雪，所以就很兴奋。“雪”在这个片子里，也是人们心里向往“在别处生活”的一个象征吧。

左一为白雪导演

制片人是我的先生，我们一起拍一个作业

这部电影的主创——摄影师、声音指导、作曲、制片，大部分都是我本科同学，基本上我们是手拉手长大的。

后来，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比较出色了， 我这次拍戏是毕业十年后第一次合作，所以大家有回来帮我拍作业的感觉。

中间为白雪导演

我先生贺斌是制片人之一，在我心里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他本来做录音师、电影作曲，四五年前决定要转行做制片，我这部电影正好给了他一个契机。

很多人问起，说你们夫妻俩，一个导演一个制片人，肯定会吵疯了吧？但是整个过程中，从筹备到拍片现场，我们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吵架。

可能是因为夫妻多年，他知道我的标准在哪儿，他自己心里面的标准可能比我的标准还要高，所以大家都想要去做到最好。

我们拍完戏，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开深圳，他说我带你去见一些人。然后他就做了一些我们剧组的小纪念品，挨个去谢谢曾经帮助过我们的片警、消防局、口岸办的朋友们，人家会觉得这个剧组的年轻人有担当。

这个举动特别让我感动。我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我心里面是很敬佩我先生的。

主妇生活的意义

十年的家庭生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当了母亲之后。我处理佩佩和她母亲关系的时候，和我生孩子之前相比，心态就不一样。

这十年我最庆幸的是，在事业没有进展的时候，我的生活没有停下来。

做电影是能够直白地看到一个创作者的内心，我更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很多人看过电影说，我不太敢去触碰人物真正的痛处，我刻意在保护我的人物。比如佩佩也只是在窗外看了一眼，父亲和香港家人一起吃饭，都是很克制的。

结尾的地方，佩佩带着妈妈一起走上香港山顶。能够站在山顶望向一片未知的未来，是我自己心里面想的一种对待人生的态度吧。

我觉得不需要把特别多的东西说得明白，日子还是得继续地往前过，温柔地看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