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实验2001

      不知是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惨痛的伤人害己的纳粹史的缘故，德国电影不时来些人性极端性表现的电影，有时候还经常从国外的实例中去拿来。在2008年，一部《浪潮》以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教师实验为素材，告诉我们，我们离纳粹复辟，癫狂重生不过几天时间。而在更早的2001年，已有一部《死亡实验》，同样以美国的事儿为由头，告诉我们，人一旦被设定角色，将充满了多么向恶的“潜力”。

    影片故事其实很简单，一个“科学实验”征集参加者，包括意在进入获得有噱头新闻线索的前记者莫瑞茨在内的20人参与其中，他们被编为两组，十二人扮演囚犯，八人扮演狱警，他们要模拟监狱中的秩序，同时狱警被要求不许使用暴力。接下来的故事充满了冲击力，实验第二天形势就开始失控，到了最后酿成了两人惨死，多人受伤的惨剧。看罢本片，难免让很多人生出一生感叹，“人性本恶啊！”，但是，从我的角度看，本片跟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无关，相反，它倒是表现出人性本身的无倾向性，而正是因为本身处于中立状态，所以一些外力的作用，才可能让它偏离向一方，比如，角色和角色背后认知引起的价值观塑造。

    从实验一开始，负责人就很多时候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的暗示性的向参与人表达了他们的角色意义。首先，他们的数量不对等，狱警八人、囚犯十二人，这也符合现实，而狱警却获得了天然的权威和统治权，一如社会金字塔结构，决定力量的不是单纯的人数，那是最原始的社会，一个建立了等级秩序的社会，你所处的等级才是关键，而其中八人便被置于这也的优势地位中。其次，负责人一再向狱警强调他们的权威，就如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或者各类媒介的影响，警察该干什么，律师该做什么，官员该搞什么，囚犯该犯什么，等等，社会各个角色都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设定，我们每个人脑中都有本“角色属性表”，类似电子游戏，你选择了或者被选择了这个角色，就必须与这套守则匹配。第三，秩序需要维持，就如一个刚成为经理的年轻人，你与这个角色的匹配度是起初不稳定的，你可能受到比你职级低的老资格员工的质疑，所以你需要利用你被赋以的职权，来强化你与你的角色的匹配度。片中，起初，大家都把它当游戏，尽管被分成两组，大家相互开始还打闹玩乐，但是角色的暗示已经形成，加上外力的强化，他们渐渐开始产生分界线，就如做游戏一样，既然分成了两边，你就总想“赢”下对方，于是，狱警一方开始了自身角色的强化，起初采用变相的暴力侮辱囚犯，他们愈加强势，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的囚犯扮演者也开始“入戏”，逐渐认同自身的囚犯地位，开始变得弱势，一场游戏般的实验短短的几天就真实的形成了这样的分野。

    最后，还是要说说暴力的不可控性，实验负责人最初信心满满的认为自己可以控制暴力，以为他们的规则和奖金的束缚可以控制暴力，但是同时又将如警棍等真实的暴力工具分发给狱警。这其实产生了矛盾，作为存在阶差的角色，本来就存在一种权力向下的释放冲动，很多时候，它表现的平和，如职级间的奖惩权，师生间的学业准入（准出）权等，而在片中，则是更极端的状况，生活中某种程度的“软暴力”在这里变成了实打实的暴力权，在对角色的认知中，狱警实际上认为自己应该有这样的权力，而实验负责人则要求他们自制，这无疑是一种矛盾，也注定了实验在暴力下走向失控的命运，狱警一方面要释放这样的权力，另一方面，人数的劣势让优势阶层常常更容易产生“受害妄想症”，倾向于过度的回应被压制团体的行为。本片将原始素材进一步放大，到了最后，双方水火不容，暴力的失控范围甚至扩大到狱警们将实验人员劫持，最终，暴力升级成一场内斗，一场小型的“战争”，狱警们以维持秩序为名行使暴力，却最终导致了秩序的失衡，这也是对人类社会现实的一个讽刺。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角色权力落差形成的秩序，它在稳定的表象中蕴含着太多不稳定的因素，以或者激烈的方式形成秩序再造，或者渐进的方式形成改革。在片中，莫瑞茨作为囚犯一方，是一个刺头儿式的搅局者角色，他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也开始了最激烈的反抗，他显得更加清醒，也显得更加迷茫。实际上，每个团体中都很可能有这样的刺头儿，他们最先被权力压制，也同时促使人反思。同时，在本片渲染的氛围中，我又很难对莫瑞茨产生美国大片孤胆英雄般的敬意，因为，如果他被编入狱警组，他恐怕将变成如片中狱警组那个暴虐的头目一般的角色。

    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记者采访一个6岁小学生，“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孩子答，“想做官。”，记者问，“做什么样的官呢？”，孩子答，“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如《死亡实验》中的角色设置引发的极端情况毕竟是个案，而如这则新闻中表现的角色认知才更值得深思，不只是这个小学生，民间中，对于官员的认知恐怕都已经有了类似的状况，于是，一方面，我们痛斥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带着对这个角色的认知，一旦在其位，行为很可能就遵从这套认识守则。类似的角色守则的实际认知异化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它可能腐蚀更大程度的社会秩序和稳定，让无数个体的“人性”汇总的社会性导向我们不愿看到的方向。

http://hi.baidu.com/doglovecat/blog/item/5e2c03d16af20bda562c8469.html

  本来是想找部极其惊悚但又不失逻辑的恐怖片来刺激一下神经，结果挑了这部看完发现跟鬼没有任何关系的死亡实验。索性误打误撞也算挑到一好片。
  这部电影大致讲了一个有关人性的监狱实验。由一帮急需用钱的普通人，随机扮演囚犯或是狱警，狱警必须要管制囚犯，但是不许有肢体接触，否则实验终止。当了狱警的“黑猩猩”在现实生活中是个话不多的懦夫，当他开始尝到使用权利可以让别人畏惧自己的时候，他的虚荣心开始失控，渐渐的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带进这个本该是游戏的实验中。“77号”有着侠骨柔情，不满这个以控制他人为乐的傻逼，开始带领大家反抗。“小飞侠”为了帮助朋友，死于棒下，这引起了一场浩劫，最后红灯亮起实验结束。
  我想这个实验大致是想研究在封闭空间里，领导者的权利控制欲和被领导者的压抑抵触情绪是如何发生冲突的吧。看完我觉得很震撼，人性在无所控的状态下居然能扭曲变态到这番地步，权利似乎已经凌驾于金钱之上了。权利使人腐败这话果然不假，一个自卑的人只要拥有权利就能立马自信爆棚，接着各种显现之前隐藏之深地逾矩滥用，完全把人权放在脑后。
  我想假如我当狱警，压根儿就不会发生这种血腥的事，发几副麻将几副扑克不就得了，有烟大家一起抽有酒大家一起喝，没事儿看看A片撸撸管，两周之后大家拿了钱各走各的。干嘛要这么咄咄逼人呢对不对？不管是为了钱还是权，都不应该越过道德底线，不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立的别人的痛苦上，不应该利益熏心的以控制别人为趣，后果只有一个，就是政权被推翻。作为领导者，维护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藏富于民，统治阶级对内如果以强征暴敛治理，百姓必然会反抗。
  回忆中国古代，周公吐甫，武王伐纣，荆轲刺秦，王莽窜政等等，都是官逼民反，各个朝代不是因统治者的暴政被各种起义推翻，就是因统治者的腐败让外敌趁虚而入。中国现在，似乎反抗少了，我们天天看到城管打人，政府强拆，上访被拘，我爸李刚等等 ，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呢？呵呵后。
  “你还觉得我们比猿猴进化的更好么？”“是的，因为我们至少还会反抗”
  这部片子看似很牵强，观众会疑问都是为了钱，有必要这样搞么？其实不然，虽然实验失败，但是有人却拿到了一万四的支票，然后他去了印度。“77号”的任务其实是故意制造冲突，煽动大家，不然这个实验的意义就太平淡了。
  换句话说，如果你像我上面这样思考了，那你就输了，哈哈哈···

       邪恶之事并非是那恶人做出来的。心理学家米格兰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那些仅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而且明明知道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感到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抵触，能够选择抵抗权威的人是极少数。比许多人想象的更为简单，事实上，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在多大的压力或者恐惧之下行不义之事，只需要一根小小的链条，说是“指令”也好，说是“契约”产生的约束或义务也好，只需要那么一点点，一个人就可以从自身责任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摆脱道德限制的状态。阿伦特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无思无虑”。

　　1968年流亡英国的波兰社会学家鲍曼有力地揭示了这种服从的机制。一个人的残酷与个性无关，而与权力和服从的组织机构有关。当某个人被吸纳到一个系统中，接受它的游戏规则，意味着他加入一个同盟，这个同盟把他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同盟之外的人则是不重要的。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受害者”被带入另一个房间，这意味着确认了“施害者”和实验员（实验机构的代表）之间的一种同盟，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相互责任与互相团结，哪怕这种联结只有短短一个小时。在这个时间之内，“受害者”被放在被动的、承受的一段，是一个行动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作为“客体”，他们很容易和“物”相混淆，他们的人性要求、人性素质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系统所提出的任务必须要完成。

　　“组织”的成员所要负责任的是组织本身，而不是组织之外的世界或者其他人。在“组织”中他获得力量，有了意义，离开“组织”，他一事无成，化为虚无，或许还十分容易沦为“受害者”那样的“客体”。那么，努力争取“组织”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效忠于“组织”的程度。他越是把自己交给“组织”，把自己抵押给“组织”，看起来他就越安全，越保险。到什么程度才能表明他完全把自己交给“组织”？就是他把自己的良心道德都切除了的时刻。对于所做之事，他本人不需要对此作出是非善恶的判断，既然“组织”上让这样做，是善良是邪恶这样的问题，便是由组织上来担保的，最终的责任也是由组织来担负。他本人的兴趣则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即提高自己的能力，加快完成“任务”的步伐，机智、有效地完成各项指定的动作。在米格兰姆的实验中，“施害者”把道德的安全阀都交给了实验机构。
                                    ——摘自《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

有事没事找了好几次茬

老觉得他是为了那一万块钱成心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别人

可他又没那么聪明 常常牵连到别人一起受罪

所以害死人他也难辞其咎

可最后他还活着 还获得了一段莫名其妙的爱情

我在想如果换一拨人参加试验

比如一群顺从的女孩子

结果会怎么样呢

如果一切都平平安安的话

是不是又应该得出珍爱生命远离SB（尤其是爱钱的SB）的结论呢

完了我又唱反调了

要拍轻拍

这是一部看了就无法忘记的电影。记得我看的时候，我用的是投影，硕大的空间，暗暗的房间，本来愉快的空间很快就被恐惧所淹没。我胆子不算很小，但，我被吓坏了...

这个电影至少说明了一点，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可怕的事情就是你见惯了的邻家大爷大妈做的，说不定就是....只要条件具备、环境允许，邻家（大爷大妈，男孩、女孩）就会变成活生生的地狱，这，只需要3天的时间，也许。

人性蕴藏了无穷的可能，但看到阴暗的一面时，恐惧便悄无声息地升起。而这还不是全部，最大的恐惧来自，“如果我在那里面，会是什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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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最近又看了另外一个德国电影《热浪》，想说的事情类似，但没有这个好，找不到这个电影的豆友可以试试后者。

一些思维片段

任何的环境，社会，团体，等等，类似诸多范畴，都可以看成盒子，人类在盒子里生存，并作出生物反应---------极端环境下人类的反应


人处于盒子中，受到不可抗力的控制，无法反抗，理智逐渐消磨，原始欲望开始占据上风，一切为了生存下去，而更明显的表现出动物性。用外力使之屈服的过程，实际上是去尊严化，去理智化的过程，当人类作为社会人的诸多属性和需求被剥夺后，就会明显的表现出动物性。

盒子内的冲突可以是相互之间的，以妨碍自己的生存作为前提。

同盒子外的冲突可以由社会化的处于对抗层面的身份引起，人不断在社会化和动物化，理智和欲望之间徘徊。

开始人类为了社会性或尊严性开始屈服或妥协，后来为了动物性或生存开始战斗。

为了争取一切和生存有关的便利条件，或者趋近于正常化，人类开始服从，从被迫到习惯。

掌握权力或力量的人在没有盒子里拥有无限的力量，可以任由欲望冲破理智而不用受到平常意义上到底的谴责或是法律的约束，所以会做出强迫他人违反本身意志甚至伤害盒子里人的事情，但也不会完全破坏，如果盒子里的对象消失，盒子也随之解体，权力不复存在。

当然，如果手里掌握资源或权力足够大的话，则可以在大盒子里重新构筑小盒子。

如果在盒子里可以得到生存的资源或者比盒子外更好的话(可预见的预期或是由于封闭性造成的不可测的预知----危险性或其他），则可能选择继续待在盒子里而继续生存或是选择同拥有权力和资源的人合作--------此处可以引出斯德哥尔摩效应

文革象是一个大的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实验，盒子的规则已经违背了社会的规则。

要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足够的理性，最重要的要有足够的力量去打破盒子 。绝不能被盒子困住，要保持和盒子外的联系。

身份往往赋予了不对等的权力，这是冲突的根源之一。

狱警对犯人拥有看护权和处理权，这是法律赋予的，在这一前提下身份的对抗被放大了，同时道德和社会性在法律的机械性面前失去了作用。犯人被处理的前提是侵害了他人，而影片中的最大问题是，犯人都不是真正的犯人，他们被假设赋予了身份，受到了不对称的对待。

所以作为人，要时刻警惕在盒子中被假设赋予身份，永远不要被假设。

要记得自己是谁.

这部片子是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初的斯坦福大学，一群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试验。他们分成两伙人，一伙人扮演监狱狱警，另外一些人则扮演囚犯，在24小时内开始模拟监狱里的日常生活。结果证明，扮演狱警的人在模拟监狱的情境中，开始变得有暴力倾向，而扮演囚犯的人则预谋造反。试验不久就被叫停，但其研究结果许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实验详情：
　　该实验是由美国心理学家Zimbardo等人在1969年展开的。
目的：
　　调查人的虐待心理儭向是先天还是后天
参与者：
　　24个大学男学生（无入监经历，不吸毒，身体以及心理健康）作为酬劳一天15美元。
地点：
　　调查人员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
过程：
　　参与者由警察逮捕，并押至试验地点。以抽签的形式将参与者分成两批，12个人为囚犯，12个人为狱警。囚犯将先脱掉衣服洒上除虱药粉，穿上类似于女人的连衣裙一样的白色袍，不能穿底裤，头戴丝袜，为每个人编号来代替名字，并且在右脚脚踝有铰链。狱警则穿制服，有警棒，带不反光的墨镜（Cool Hand Luke)来防止目光接触。由于没有钟表也没有窗户，所以囚犯们并不知道时间。狱警可随自己喜好进行惩罚。
结论：
　　后天原因，由于监狱的特殊环境使得狱警的行为更加暴力，到后期有些严重的甚至以惩罚犯人为乐。由于多方干扰，该实验不得不被迫提前结束，事实上只进行了6天。作为囚犯的参与者称之为可怕的梦魇，也对他们造成了不同程度上的伤害。这个实验也导致了关于监狱虐待一条新法律的诞生。以上皆为事实，或许会与电影情节有一些出入。

以下是有关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详细情况：

       斯坦福监狱实验是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当时津巴多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美元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这批学生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参与这个为期两周的实验，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莱大学参加夏季课程的学生。24名学生通过了测试，学生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两组角色：其中6名学生担任监狱中的“囚犯”和18名学生则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的角色。津巴多本人则担任监狱长的角色。
　　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担任“囚犯”的学生身份以数字代替，每个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脚镣和手铐，有些学生是在家里被逮捕的，被铐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为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而担任“看守”角色的学生则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镜以增加权威感，在囚犯进牢时，按照监狱的正式程序对犯人进行裸体的搜身，他们拥有一切真实狱警所拥有的权力。而自愿参加实验的学生们则被告知实验过程中，他们所拥有的部分人权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拟监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毕竟这批所谓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过心理测试证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伦多举行的讨论会上坦诚，在实验进行之前，觉得有可能只是无聊的两个星期。
　　实验开始的相遇是尴尬，毕竟对于看守和囚犯双方而言，都需要时间进入角色。无聊的时光如何打发？于是这群耳濡目染于当时美国反越战学潮的学生囚犯开始挑战权威：撕掉缝制于衣服身上的编号，把自己锁在牢房内不理会看守的命令，并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作为监狱长和实验负责人的津巴多则告知看守们要自行解决问题。于是看守们采取措施对囚犯进行“镇压”：脱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进行数个小时的禁闭、没收枕头和被褥、取消囚犯的进餐、强迫囚犯用手清洗马桶、进行俯卧撑或者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活动而羞辱囚犯、剥夺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来清点人数和进行各种屈辱性的活动。他们还采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从管理的好囚犯会被提供特权，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学得好快，如果看过任何一部关于监狱电影的话，这都是看守的狱警常用的策略。随着实验进行，看守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实验人员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提醒。
　　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哭泣、咒骂等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了实验。实验仅仅进行了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
　　该名编号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因此在看守们的反击中受到了“特别的照顾”。当一系列的惩罚加诸于身后，8612已经察觉这不是一场模拟的实验、一个虚拟的监狱，而是一个“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学家设置的真正监狱”。当8612向津巴多当面提出要求的时候，津巴多也已经完全进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他考虑的已经不是8612的精神状态，而是如果8612退出，会引起更多人退出，实验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于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监狱电影中的监狱长会做得一样，向8612承诺让看守不再折磨他，给他好的待遇，同时他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让8612回到监狱做他的眼线，向他提供监狱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会迟一点的时候“释放”8612。8612答应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实验当中。当8612回到监狱中，其他的囚犯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退出，实验负责人员不会让他们退出实验。希望就此幻灭。
　　津巴多事后回忆他当时的判断，他觉得8612是心理上过于软弱，无法承受哪怕是一丁点的压力，毕竟实验只进行了大概一天的时间，怎么可能会那么快就要求退出实验呢？实验还有13天的时间啊！
　　作为实验设计者、心理学家的津巴多，本应客观地评价8612的状态，结果也被监狱长的角色所逐渐控制被影响他的判断。这种控制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直到一个局外人的出现，才把津巴多从监狱长的角色中“挽救”了出来。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当晚（36小时），当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为实验负责人之一轮值夜班时，发现8612“精神已经崩溃，强烈要求退出”，8612无法承受“看守们持续不断地骚扰，仅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天领导了囚犯对看守的对抗。”在同意8612离开监狱进行短暂的休息后，Craig Haney要做出一个外人看来很容易，但当时他感觉极度困难的决定：是同意8612离开还是拒绝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导师和“老板”，午夜时分，不能够骚扰他的休息。同意？毕竟我只是个二年级的研究生，这个实验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进行筹备，让8612轻易退出便意味着实验设计受到影响，无疑结果的准确性也成疑问。但当前这个年轻人的状态是他们在设计实验时无法想象的，不放的话行吗？
　　经过一番挣扎后，Craig Haney还是决定同意8612退出实验。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实验室，质疑为什么Craig Haney同意让8612退出实验。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津巴多认可了Haney的决定。同时，在后备名单中，他们挑选了一位学生，让他在当天下午加入实验，填补8612的空缺。
　　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日益升级：看守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游戏，想方设法折磨囚犯；囚犯们则继续承受着折磨，以行尸走肉般的顺从回应。这已经不是一场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忆，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经验，而是一次噩梦。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它狞笑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们”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们和“囚犯们”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当他们在试验过程中接受试验人员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时，他们呈现均是怀疑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试验人员就是铁笼的制造者；它让本应客观的心理学家失去了判断。
　　试验一直持续到第六天。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连接替8612进入试验的代号为416的候补学生最初的“这是个疯人院”的印象也已经被“这理应是个疯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尽管他最初的时候以绝食进行反抗，但经历了黑房幽禁、狱友在看守鼓动下对他进行羞辱的经历后，本应最是正常的他换来的是彻底的孤立，他的绝食对抗让看守和囚犯们从某种意义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们以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接受看守们的各种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疯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换取退出试验的机会：在试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试验。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请求被拒绝后，全身出现皮疹的症状，最终退出了试验。
　　试验过程中，囚犯们实际上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外界。在只持续了六天的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狱官，在接触了所有的囚犯后，他观察到这场模拟试验在这批学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应与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多名心理系的学生从视频监视器和窗户中观察试验；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监的时间和囚犯接触，而其中一位母亲在探访之后寻访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如何让她的孩子脱离“斯坦福监狱”，这名律师在试验的最后一天与所有的囚犯进行了访谈。
　　这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试验的设计者、心理学家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一个选择：中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一名年轻的女士的到访。
　　当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请参与斯坦福监狱试验的研究项目时，心里为之一动。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经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助理教授的职务，正准备动身，分身无暇的她只好拒绝了爱人的邀请。
　　但她还是答应了津巴多帮忙做一些访谈。为了对访谈有所准备，她在试验进行了大约一周之后的周四晚上来到了斯坦福监狱。一开始的印象是平静，与其中一名看守进行了交谈之后，她的感觉是这是一位礼貌、友好和让人愉快的好人。
　　而这晚负责轮班的是昵称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监狱最“臭名昭著”的狱警。尽管耳闻John Wayne的作为，Christina见到了John Wayne之后却感到非常震惊（absolutely stunned）：与传闻相反，John Wayne是一个绝对的好人。但直到她开始试验观察时，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嚎叫，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表现出一种粗暴的态度。
　　当时正当洗浴时间。洗浴房在监狱外，看守把犯人用脚镣锁成一列，每个人都戴上头套，完全看不到环境的情况。再把他们带到洗浴房。津巴多通过观察窗看着发生在监狱的情形，兴奋地对他的女友说：“快来看，看一下现在要发生什么！”“看到没有，这场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却把头转过去，不忍再看，心里充盈着一种冰凉而作呕的感觉：如此残暴的场景让她感觉到一种女性置身于男权世界所产生的无力感。
　　随后，离开了试验现场后，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对整个试验的评价。但他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愤怒、恐惧与泪水：“你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辩论、争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生如子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之间的立场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象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
　　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他监狱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试验。召集所有与试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场模拟的试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如此严重的疯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释重负，如释重负的，还有他和Christina，当时他的女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但真正让Christina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不服从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试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疯人院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　她真的不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看完以上详细情况后，想到，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境设定也对那100多号人产生了集体催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