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策越开心2014

When I was watching this film The Idiots (1998), I felt kind of confused and astonished, not only about the eccentric behaviors of the “idiots” group, but the crude way of shooting and post-production. Sometimes the unstable camera shake, thoughtless composition and movement, and occasional interviews towards the group members pretend this film to be a documentary via hand-held camera. However, the interviews seem to take place chronologically after the story is finished, because the subjects tend to speak in the past tense and sometimes refer to things we did not see. In addition, the occasional scenes that the microphone or camera enters our vision field are deliberately emphasize that it was a film rather than a documentary. Anyway, I think it does not make sense to find the answer that this is a film or a documentary or a documentary within a film through trying to interpret the actions or little tricks of the filmmaker.

As for the structure of the narrative, it seems quite unorganized and digressive in a spontaneous rhythm without focus. The story of Karen which is about her losing her son and leaving her family in pain and then meeting the idiots group, is actually a prologue that serves to introduce the existence of the group. The group, which held on “anti-middle-class” ideology, claims that they are on a quest to search for “inner idiots” to see the world from a vantage point. I think that kind of manifesto i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o one way to avoi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and maintain the subjectivity in the consumptive society is to refuse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to pretend fundamentally wacky. If all the normal actions, languages that carries so-called “meaning” are actually faked and fabricated meaning that does not exist in nature but only to be invented to serve to varnish the meaningless reality, then perhaps the abnormality can be an exploration to challenge the fake real and real itself. And since the role of the idiot challenged the normal rationality and the inevitable order, it also verified the value of the film: the fictional viewing is more meaningful than the real experience, and the real simulation is more meaningful than the real itself.

结尾处丧子的凯伦在家人面前装作白痴状吃蛋糕时丈夫打在她脸上的一记耳光将白痴们的疯癫世界拉回到了理性的文明世界。福柯说人通过将他人判定为疯癫者来让自己获得理性的权利，这一计耳光就是权利的象征。在丧子的悲痛氛围中，凯伦的白痴戏是不合时宜的挑衅，何况死去的还是自己的孩子。亲人的死亡注定让人悲伤，这也是凯伦加入白痴俱乐部的根本原因，逃离伤痛。可悲伤的情绪一定需要外化表现吗？或者说一定要让人看见吗？只有让人看见了，感受到了才能证明你很悲伤？显然不是。我们只是在潜移默化的教化中形成了无形的规章制度，我们不断被告知什么场合表现什么情绪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以此来融入社会，不被排斥。再或者，你悲伤时真的有你想象的那么悲伤吗？也许你在自我欺骗而不自知，这股推动你自我欺骗，自我调动情绪的力量可能是他人、是社会、是道德、是教养、是文明，唯独不是你自己。就像《局外人》里的莫尔索“我的母亲死了，可我为什么不能在葬礼结束后和女人约会呢？”可现实是，你得摆出个样子，给别人摆样子，也给自己摆样子。无论如何，你终究都得摆。当一个女成员的父亲前来带走她时，没有人是白痴，他们一个个摆出了该有的样子，因为这样才有可能留下她。你可以滥交、群P、装傻，但在真正重要的人面前，你无法扮演白痴，你得摆出个样子让自己和在乎的人一起在这个社会规则、道德准则束缚的世界里安全渡日。而当你扮演白痴时，你可以释放本我，纵情享乐，但这也不过是你在其他白痴面前摆出的样子。

引用四场最撼动我的台词：

在石器时代，所有的白痴都得死。现在不必这样，当一个白痴，是一种奢侈，也是一种进步，白痴是人类的未来。

不是真的生日，我们也不是真的白痴。

——我们治不了所有的人，那不是我们的目的。——目的？去你的？

我只想说……我在这儿很快乐，当白痴是我一生中最棒的事。杰普，简直像我的孩子；娜娜，总是甜美又有趣；米格，有一对漂亮的眼睛；佩德，你是那么聪明；还有坚强的凯瑟琳；和苏珊，拥有像天使一般的笑容。我相信，我爱大家……胜过任何人

我认为，我不必再多说任何一句话，短评里我致敬了拉斯导演。

这里我致敬我自己，和我的友伴们。

影评丨《白痴》：拉斯·冯·提尔的介入式反抗

上映于1998年的影片《白痴》是拉斯·冯·提尔的第一步“道格玛95”影片，讲述了哥本哈根一群不满于现代社会制度的青年假扮白痴捉弄他人的故事。“道格玛95”这场电影革命试图突破好莱坞僵化的叙事手法和欧洲电影自恋的艺术格调，回归一种更加纯粹的影像记录。在“十诫”式的宣言中，“道格玛95”拒斥一切特别的搭景、音乐、照明和滤镜，坚持以手持拍摄的方式突破生活的表面现实，而直抵人物的内心世界。“道格玛95”如同后现代哲学拒绝线性、连续的历史观而探索断裂的、由事件构成的历史一样，力图呈现表象之下的纯粹情感。

对于电影《白痴》来说，它的特殊形式和它特别的内容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无法分割。拉斯·冯·提尔像他的丹麦前辈德莱叶在《圣女贞德蒙难记》中一样，将小景别的镜头对准人物，捕捉每一处微妙的变化下白痴们真实的内心。

拉斯·冯·提尔克制了镜头的表现欲望，放弃在影片首尾给导演署名。在此前的反好莱坞“炫技”之作《欧洲特快车》中，拉斯·冯·提尔多次使用精妙的构图和华丽的调度，甚至独创了在景深镜头的前景和后景处分别使用彩色与黑白。然而到了“道格玛95”的影片《白痴》时，拉斯·冯·提尔放弃了一切构图的技巧，全程使用晃动的手持镜头，如同印象派画家马奈一样，拒绝景深暗含的观者视点，杀死了那个始终幽灵般在场凝视着一切的秩序存在。

在具体的画面呈现时，我们看到了令人眩晕的手持摄影、时而甩动时而虚焦的运镜、不明所以的蒙太奇、叙事中忽然穿插进入的演员访谈。拉斯·冯·提尔正是用这样“生硬”的方法，将观众一次次推出电影的白日梦。他拒绝固定镜头的冷静、客观、理性的审视，通过断裂的叙事大声告诉理性世界——没有人可以审判白痴，通过布莱希特式的“间离化”告诉观众——请时刻保持清醒的思考！

1、 白痴的冒犯

这群假扮白痴的年轻人试图短暂逃离既有的社会秩序和语言秩序，去“自说自话”、“疯言疯语”。在白痴们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机构的冲击中，呈现出了其内在的荒谬和动摇。面对着福利制度的虚伪关爱，他们用充满冒犯的群体性交挑战传统的禁忌，用欲望质问权力。

现代社会中，西方建立的现代福利制度看似展现出对弱势、患病人群的关爱，实则是将自身预设在强者、健全、理性的位置上，俯视着被区分出来的白痴。福利制度消除了身体上的区隔但又建立了精神上的区分，一种新的障碍又被创造出来。在影片《白痴》中，叔叔想要收回房子，政府人员想把他们送到专门的区域，邻居不愿与“残障人士”为邻。面对这些福利制度下“温和”的侵犯，白痴们同样予以“温和”的回击：他们利用正常人的爱心向他们兜售手工制品，实则是侵犯正常人试图保卫的领地；他们进行群体性交，以追求最纯粹的快感讽刺虚伪的道德秩序。

误入白痴群体的卡伦起初不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于是“白痴”们说：“他们在找内心的痴。”“在旧石器时代，所有白痴死了。今时没必要那样，成为傻子是种奢侈，但是向前迈进了一步。白痴是未来社会的人。如果有人碰巧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白痴，他是快乐的白痴，因为他很快乐。”拉斯·冯·提尔借白痴之口说出了他对白痴成为再辖域化的可能的期盼，反抗秩序的白痴是未来社会的人，如同德勒兹认为逃离符号的精神分裂是当代的伟大英雄一般。

2、 理性的回击

白痴试图击碎既有秩序的围困，当亚历克斯在砸棚屋的窗户时，史多芬说：“让他去吧，棚子是中产阶级的东西。砸窗是亚力克斯白痴一部分。”白痴的突围遭遇了理性的回击，卡伦在家中与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体验到了一种极为近似的压迫感，这是一种作为从属的物而感受到的压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常人”对白痴的接近和冒犯表现出焦虑和慌张，想立刻将他们赶出自己的中心位置。在家庭中，丈夫同样将妻子放逐与边缘位置。丈夫对卡伦的那一记耳光证明了，卡伦的缺席并没有动摇丈夫的男性地位，而仅仅使男性在他无法掌控他的物时感到失落。因此，现代理性社会对威胁其秩序者毫不迟疑地施加暴力，用监禁、话语和意识将非理性置于中心的外部。卡伦的遭遇与《简·爱》中的伯莎·梅森一样被妖魔化、被他者化、被禁言。掌握话语权的理性、男人给一切异己的东西画疯癫的符号，这正是菲勒斯-逻各斯理性社会暗度陈仓的卑鄙行径：用理性证明他者的疯癫，令他者失语，进而使自己名正言顺地成为他者的主宰。